一百年前的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经此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她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649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
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早于“戊戌变法”。
例如，1987年，罗筠筠先生就说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有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但教学方针和内容都发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大大缩小了……。”这是罗先生特为纪念北大90周年而写的《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一文中的论点。（中国文化书院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2页。）
可见，罗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戊戌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明确采取了京师大学堂早于“戊戌变法”之说。在这里，罗先生对其所引证的论据“萌芽早，得不废”，未作交待。
不过，后来倒有人说明了京师大学堂是比“戊戌变法”的1898年还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产物。今年，郝平先生为纪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专著。他在其中强调说道：
“笔者在研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严格地说，京师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接着，作者列举了三个论据。其一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9月初八日所写的《公车上书》，“也迫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其二与其三是，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先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官书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的建议———引者注。），后批准李端?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些就“启动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作者又特别指出：“光绪的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云云。
于是，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正因为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先于戊戌变法，所以慈禧在废除戊戌变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时，才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以上均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8页。）
可见，郝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的说法，是和罗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个说法虽不无道理，仍是值得怀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为，这条理由仅仅以时间的先后为立说，而时间的先后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及其根源。
尽管京师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决不能就说它不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并且，“是‘戊戌变法’的直接而优先的产物。”（请详见拙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被光绪皇帝御笔亲书在“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中：“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中国历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并且，这道圣旨又是光绪皇帝御驾亲临天安门主持当众向中外宣布的。
这是历史事实，人们必须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进行曲解。所以，我们就不能把“酝酿”中的京师大学堂说成是“正式产物”的京师大学堂。
否则，不但京师大学堂这一项新政，仅因其有“酝酿”过程，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地道的“产物”，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而且其它许多项新政，皆因其也有“酝酿”过程，同样也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正式的“产物”了，并同样也都应该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呢！
京师大学堂由“酝酿”到“决行”、“粗定”、“有成”的长达三年之久的艰难历程，梁启超早已总结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颁《明定国是诏》的案语中说道：“按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戊戌变法》（二），第19页。）
其次，半个月后，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为督办京师大学堂当整饬庶务的谕旨的案语中又说道：“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同上书，第26页。）
再次，又过了一周，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谕告的案语中又说道：“乙未和议成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行，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同上书，第29页）
所以，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决议（系指“酝酿”———作者自注），并非是光绪皇帝“一言为定”、“一锤定音”、“一唱百和”，而是“议而不决”、“一拖再拖”，前前后后竟然拖了长达三年之久，直到下《明定国是诏》时方才有所定夺，落实了下来。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关键在于慈禧太后的态度。当“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师大学堂正心惊胆战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慈禧太后当其时可是“一言九鼎”，全由她说了算的。所以，就凭她这一句话，就使京师大学堂化险为夷，得以幸免于难，成了“戊戌变法”诸多新政的唯一幸存者了。
为什么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要网开一面，要予以如此这般的优待呢？
慈禧太后在内忧外患面前，大清国的屡屡失败再三地教训了她，为了维护皇权，她必须始终依靠矢忠于她的顽固派与保守派。但在领导权以外的各项事业中，则必须依靠新人去办，因为原有的老臣勋旧虽有忠心，但却无办事能力，于事无补。而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则皆是新办法，并且京师大学堂后来居上于同文馆。因此，她过去肯定并支持过同文馆，而今便会肯定并支持京师大学堂了。为此，她就可以突破并超越“戊戌变法”新政的框架，使京师大学堂为她所用。所以，她对全国各省省会与各州府县在变法风气影响下兴办的大量学校，基本上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其继续存在与发展。“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省会业已兴办外，其各州府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同上书，第101页）可见，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层考虑的，诚可谓“老谋深算”了。
京师大学堂在慈禧太后大开绿灯之后，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得以继续筹建。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898年11月22日），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改建而成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遂即进行了首次正式招生。终于，京师大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12月31日），首次正式开学。这标志着我国从此就有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
